中国的性别辩论：阻碍职业女性的是社会压力，而不是偏见

在西方，关于“玻璃天花板”的讨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围绕对女性职场能力的质疑而展开。而虽然中国企业中的家长式领导还是作为华人文化领导风格的一个代表，起码在国际4A代理商的作业环境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担任企业领导的机会都算是平等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宣告一个性别平等的中国广告界了。相反，中国女性，特别是本土的中国籍女性，还要与一个沉重的社会文化抗争，那就是这个观念：一个女人，不论多么成功，如果在30岁还没有结婚生子就是“失败”。

TBWA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刘美瑶（Joanne Lao）认为，具有贬损语气的“剩女”这个耻辱名头导致了有潜质的女性放弃原本光辉的职业道路。

同理，BBDO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子洁（Tan Tze Kiat）同样见到她周围很多女性因为害怕影响家庭而放弃高层职位。自己拥有两个女儿，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子洁说：“中国女性自己会告诉自己‘我需要生活，需要有时间照顾老公和孩子’，并偏重此观念。”

她还回忆说：“我曾经有一个很出色的客户总监，她不想升职，而是希望回到马来西亚做一个好母亲。还有一个艺术总监也非常出色，直到33岁有了小孩。她以为可以离开工作一段时间照顾孩子，以为这不会对她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然而现在她发现很难再找到工作，因为离开这么多年她的技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残酷的现实是，想要避免成为“剩女”的压力实实在在存在。然而，对于已经成功嫁人或者选择对抗社会压力的女性而言，成为高管的职业大门依然向她们敞开。最近，阳狮媒体大中华区CEO张敬鸾（Bertilla Teo）任命了自己管理的四个代理商品牌的首脑，全部是女性：Sapna Nemani（星传媒体）、林秀萍（实力媒体）、石佳音（精锐媒体Spark）和Sandy Lai（突破传播Blue 449）。

而WPP中国的李倩玲（Bessie Lee）、安索帕的林友琴（Jean Lin）和林真（Jane Lin-baden）一直以来也都是行业女性精英的楷模。来自阳狮中国的郑以萍（Sheena Zheng）则是行业内少数几个女性创意人之一。

品牌主方面也不乏强大的女性领导人，比如：欧莱雅的Asmita Dubey、优衣库的吴品慧（Jalin Wu）、百事的WeiWei Yao、肯德基的屈翠容（Joey Wat）、维萨的潘蔚颖（Vivian Pan）、梅赛德斯-奔驰的王芳（Freda Wang）等。

Creative Fuse CEO Dianne Brak表示，“坚持攀登事业阶梯”的中国女性往往会比西方女性更快地升任更高职位。

比如，曾经担任奥美公关北京联合董事总经理的滕丽华（Selina Teng），用15年证明了自己带领大型团队的能力后，如今已经升任奥美集团北京总裁。

陈子洁认为：“在中国职场上，女性并没有被歧视或被不公平对待，我们有着平等的机会。"

Nurun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Julie Marchesseault曾经在欧洲和北美工作，如今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四年。她说，在中国，成功的女性不需要“像男人一样“才能更成功。“中国的成功女性很自然地拥有雄心、对个人及职业生活的执着投入，以及对女性美的自信。

尽管如此，女性领导在中国的广告营销界依然是个比较新的现象；现任的女性领导人有许多更是生于其它华人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的精英。当张敬鸾宣布了她旗下的四位CEO人选时，有人问她，为什么“都是女性”？她尖锐地指出“如果都是男性，没有人会质问，当都是女性的时候为什么就要质疑？”

而提出这一问题的正是公司内的首席战略官Shann Biglione，他解释说：“我就是觉得很有趣，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在美国，当有女性领导人被任命时，周边人们普遍对该企业的未来有悲观情绪。这很不理智，但却是美国市场上一个扭曲的现实。”

张敬鸾也有感而发：“或许我已经太习惯在这种看资历看能力的环境中工作。我不太在乎领导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任命高层后，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她告诉本刊，至今还未遇到拒绝晋升机会的女性。

Creative Fuse的 Brak指出，中国广告行业中虽然有一些身居高位的优秀女性，但总体而言还是少数，高管中的女性与男性比例仅为1比9（这一数字来自一项专门为本文开展的调研）。

她认为：“显然，中国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我认为这与对家庭的重视，以及中国女性心目中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有关。" 但是她同时指出，这有违逻辑，因为中国在消费端市场上，四分之三的购买决策来自女性。

根据BBDO陈子洁的观点，创意行业往往需要人们工作很长时间，这一工作性质让女性感到不得不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她说：“在凌晨两点还在想创意点子，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与有固定流程的客户服务工作相比，这可能让她们吃不消。”

不可否认，家庭生活在中国至关重要。奥美公关中国区总裁张曼华（Debbie Cheung）表示：“中国的工作女性通常一年之前就开始备孕，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她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告诉别人。”

张曼华补充，这一社会现象在其他华人国家并不存在，可以理解为女性向老板传递的在产假之前会收敛工作产出的信息。“这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家庭为先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推动每个人都成为高级管理者。”

此外，传立媒体中国首席执行官Amrita Randhawa认为，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减轻，从而让女性“可以很轻松地选择”是否返回工作岗位，但这一情况在日后很可能会改变。

她同时认为，代理商机构的刻板组织结构以及人员的高流动率也使很多企业很难提供长期的女性员工利益，成为中国女性长留广告行业的障碍，不论是本地女性还是旅居中国的外国女性而言。

当然，女性在业界内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障碍是来自男性同事的公然性别歧视。Font Talent的总监Jacqui Barratt透露，尤其在广告和公关公司里担任客户服务职务的女性面临着相貌与能力对比的“巨大偏见”。

“我曾亲口听一些CEO当着我的面说，他们的客户愿意续约的原因在于客户经理非常漂亮性感。这绝不是好现象。” 

TBWA Digital Arts Network总经理溫贤优（Charles Voon）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同事的话：“我被告知要利用自己的漂亮性感而不是聪明智慧去取得成绩”，这来自TBWA企业内部的#TakeTheLead2020活动所收集的更多引述。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让TBWA全球女性领导人的占比到2020年时提升至20%。

这些都是中国广告业女性员工所面临的真实问题，阻碍了人们的进步，包括男性和女性。

TBWA的刘美瑶表示个人很希望能够在中国营造一个让女性没有选择压力的职场氛围，让她们可以即选择家庭，又选择事业。

"从这一角度而言，‘剩女’是一种选择，能够被积极接受，而不再是一个贬义的描述。”

传立媒体的Randhawa补充说：“如果你很优秀，那么你能到达的高度将无可限量。但有时候，障碍来自内部、来自自己。”